学历到底意味着什么？扩招后被稀释的学历和严苛的职场之间，夹杂着太多的个人选择。

2010年3月，陈一诺还是辽宁省鞍山市私立新元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她的父母都是生意人，常年在外，她是家中的独女。陈一诺的父母不希望女儿像自己一样四处奔波，最好的出路是能顺利通过高考，找一份在当地的稳定工作。教师、公务员和护士都是不错的选项。

和大部分父母一样，他们对这个18岁女儿的未来志向并不非常了解。陈一诺设想过自己在海边工作，在当时她以为那意味着要加入海关；同时她也想去一家大型外资企业，或者“做生意赚大钱”。在志愿表里，陈一诺填下的学校包括上海海事大学和天津商业大学。

不管是哪一种人生理想，陈一诺的考试成绩都会增加它落空的概率。辽宁省的高考总分是750分，陈一诺的模拟考试成绩刚超过300，这个分数无法帮助她进入任何一所大学修读本科学位。不过，在距离高考的最后三个月里陈一诺将总分提高到了500分以上。她顺利考进了大学。由于暂时无法说服父母离开本省，陈一诺“找了所离家近的学校”，大连工业大学。

“人们常会把它和大连理工大学混在一起，大连理工大学是985！”相比起来，大连工业大学要逊色许多。这所1958年成立的院校在2007年前还叫大连轻工业学院。1999年，它兼并了辽宁纺织工业学校。但真正让它的规模急速扩大、成为一所“大学”的是这一年开始推行的“高校扩招”。

在1998年，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为9.1%，这意味着应届生中大约每11个人只有一个考进了大学。1999年教育部提出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为此大学以很快的速度扩大招生。在1999年，招生人数增长了47.4%。15%的毛入学率目标在2002年就完成了。

到了2010年，也就是陈一诺参加高考的那一年，大学招生人数达660万名，是有史以来招生最多的一年。这一年的高考报名人数为946万人。

从2000年到2009年，为了招收更多学生，大连工业大学（部分年份仍属于大连轻工业学院）开设了新专业，并成立新的学院。管理学院如今有2000名在校生，但在2004年之前，它还只是一个经济贸易系。

陈一诺在2010年成为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学生，属于辽宁省第二批次。这一年，和她同班的同学有大约100名。他们的高考成绩（文科）比学校里其他专业的学生都要高。陈一诺的分数超过了辽宁省第二批次40分。

陈一诺认为她成了大学生里最“悲伤”的一群人，进了一所“很烂”的大学，“可能是专升本的”，“查了名次，快300了”，“这么多年没钱修楼”，连教学楼看起来都“很丑”。虽说是一名大学生，但“学校这么烂，我再不好好学习，我可能以后就没饭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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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清陈一诺是如何在步入大学后突然产生危机感的，在高中阶段，她安于在班级里做一个拖后腿的人。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我醒悟了。”另一位后来参加了“专升本”考试的年轻人王雅说。

原因之一可能是大环境变得紧迫、让人焦虑：在就业市场上，大学文凭贬值了。从2003年第一批扩招的大学生毕业开始，人们就意识到大学生的就业率出现了下降。“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六成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到了2009年碰上金融危机，情况就更糟了。这一年，政府开始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农村。

公司越来越抬高门槛，即便这些岗位只是循规蹈矩，学历带来的差别微乎其微。零售行业通常被认为在所有的行业里对学历的要求最低，但要求同样水涨船高。一位希望匿名的零售业猎头说，如果是1980年前出生的人，公司在简历筛选时可以考虑“专升本”，但对于更年轻的应聘者，本科学历可能是个必要项。

对于行业巨头来说更是如此，快时尚品牌ZARA的母公司Inditex如今需要实习生也具有硕士学位或来自985、211之类排名靠前的学校，尽管一位2003年毕业的采购部经理声称，她只有专科学历，“我认为工作经验更重要”，但她意识到今非昔比。另一位2008年毕业的前ZARA男装区域经理称，他在几年前凭借“专升本”的学历获得了区域经理的晋升，因为其余的门店长都是大专或中专的学历——这样的情况不会再发生。

在陈一诺的专业领域“世界经济与贸易”，职业金字塔的顶端是进入投行、投资公司，或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但她也有别的职业选择。在她的大学辅导员看来，这位高考成绩在系里排名靠前的学生可以争取留校、考取公务员、进入国企，当然也可以去外资公司。他在入学的第一年就向他的学生提供了明确的职业建议：如果打算去外企，陈一诺需要在大学里担任重要的学生工作、有大公司的实习经历，并保证绩点看起来不错。

陈一诺严格遵循了这三条建议，她把大学四年称之为“破釜沉舟”。“要多苦有多苦。假期回家的时候，我跟我妈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你千万不要打扰我睡觉。”与此同时她的简历越来越接近一位求职者的理想模板：管理学院学生会主席，创办了一个约有100人的社团，毕业时绩点超过3.6（“几乎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就是学校差了点”。

不过这最终没能帮她获得一份理想工作。大学毕业前，她收到一家大型外资银行的拒信。这封信简单直接地表明，银行不欢迎她的理由是，学历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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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一天，向全球500强可口可乐的大连分公司寄出实习申请一个月后，陈一诺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她拨通了人力资源部主管的电话。这是一个零售部门下的市场营销岗位，招聘启事甚至没有刊发在大连工业大学的BBS上（她是在外校的BBS上找到的），但陈一诺相信她能够胜任——即便简历看起来有明显的“缺陷”，她也打算尽力把自己推销出去。

这是陈一诺第一次主动和人力资源部的主管联系（后来这成为她的求职习惯），结果证明非常必要，这位主管称，公司的邮箱近一个月都出现故障，他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收到新的实习申请了。“她就说，‘那行，你就过来试试’。”

陈一诺只被要求制作一份EXCEL表格和一份PPT。这无法看出应试者的能力差别，她开始担心对方会以学校的排名来决定录取名单。在大连，两所最有竞争力的本地高校是东北财经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陈一诺太想知道自己是否会因为“学校出身不好”不由分说地被比下去，她问主管，“我不知道东财和理工这边的学生他们是什么样的”。

“如果放到现在的话，我可能会跟他说我的优势是什么，而不是做这样一个区别，因为其实你去做这样的院校对比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划到这个圈子外面了。”陈一诺在今年11月说，但她也指出，“圈子”是真实存在的。

陈一诺通过了这次面试，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实习生，负责协助沟通在超市陈列的物料、分析投入产出的效益。陈一诺认为，这是因为她直接打电话的行为看起来“特别虎”，而零售业喜欢这样性格的人；公司离大连理工大学更近，可以节约加班的打车费；以及，这是一份“稍微机灵一点，稍微努力做其实都OK”的工作——“只要不是那种特别专业，类似于投行什么的，其实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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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和快消业不拒绝学历不够光鲜的人。本质上，这是一份销售工作，一个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做销售吧。”持有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专升本”学历的唐韵说，这份工作给人辛苦、且常需要低声下气的印象。但调查显示，高校扩招后，很大一部分大学生毕业后都进入了劳动密集的服务业。

不过，销售工作的跨度比大部分人想象的要大。除了房屋中介、健身卡和4S店的跑车推销跑车，也包括跨国公司零售部门的岗位（虽然通常是入门级的）。奢侈品零售业则通常更青睐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人。

陈一诺在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玛氏的管理培训生。凭借精心准备的简历，她一早就拿到了玛氏的录用通知。在收到外资银行的拒信后，她入职了这家世界500强公司。两年后，因为没能成功申请转岗到大连之外的城市，她开始准备申请苹果公司的“领导力培训生项目”，并希望借此调去北京。

这个听起来非同凡响的项目具体来说是培养苹果零售门店未来的门店经理，来应对未来的扩张。2018年8月，陈一诺手拿ipad在北京西单的苹果零售店，下午5：50，店经理会提醒她应该准备下班。实际上，这是一份严格遵循流程的工作，“只要follow它就好”。

最称得上非同凡响之处的，其实是这个项目入选者的毕业院校。学校出身依旧是陈一诺非常介意的事，她四处打听整个项目的学历。“有西北大学MBA毕业的，据说我们这届还有MIT的”。所有人的学历都胜过她，除了一位，他在苹果零售店工作已有三四年。

成为学历的突围者，这当然有让人高兴之处。陈一诺向大学时的教授报喜。他们一直保持联系，陈一诺相信在教授的学生里，进入一家这样的公司不是一件能常发生的事。而且在门店的扩张速度放缓后，这件事发生的概率会越来越小。“两三年之后，他们再去招新人的时候，要求名校，或者不是名校，绩点在前百分之五百分之十，就这样。”

 “我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是希望把人力成本降到最低。比如说招一个大连工业大学的人，恰好是学校里不怎么太努力的人，公司的损失更大，那我还不如找80%可能都是优秀学生的清北复交的学生。对于企业来讲，它的成本最低，风险最低。但如果招一些比较普通的人，慢慢往上晋升，流动性会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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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始终存在。

在苹果公司，陈一诺有意找她的同期攀谈——“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我最开始很在意学历这个事情，我就特意去找那些名校毕业的人，跟他们去沟通”——最后得出结论：学校出身是决定性的。“你晋升到某种程度，就不只是学历局限，而是眼界局限。”

帮助她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一方面偶然且关联模糊。“我当时特别喜欢一个思想家叫克里希那穆提，我每次和别人聊这个人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直到有一天我和一个名校毕业的同事聊天，我说我可以把他的书借给你看，我家里有一套。他说，好像是大二的时候，我在图书馆看过。”

另一方面，更切实的体会来自同期们在发现这份工作毫无挑战性时纷纷离职。“我发现那些名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是无限的，我可以今天在Apple，我明天我不干了，明天可以去安永（四大会计事务所之一），也可以不去。”这当然是一种被放大的想象，不过，项目北区的20个培训中，陈一诺估计至少有5人已经离职。他们中有人的确转去了审计、咨询行业，还有一位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学校的研究生课程。

陈一诺认为，和他们不同，即便她同样体会到了工作的枯燥无聊，甚至比他们对工作价值有更大的追求，她可能也无法获得比苹果公司更优的工作机会。

陈一诺的叙述是人们谈论大学时常见的两个面向。一面形而上，同时另一面是效用主义的。聊城大学管理学院的副教授邢戈是一个对扩招有诸多批评的人，但他认为，大学经历的影响是巨大的。“没上过本科的话……一般情况下会进入某个行业，做厨师或者做销售，人生就会逼到一个每天为生计奔波的状态。行为都会变得功利起来。什么有用，看什么，没用，就不看。但是大学生呢，是人生中少有的不需要思考任何问题的自由状态，自由地观察了一圈这个世界。”

但人们同样认为大学是一种投资，它终究会在就业市场上显现出投资回报率。尽管他们并不总是愿意承认这一点。

“现在我尽量让自己不要去想投资回报率。”陈一诺在今年11月说，“过去对于我来讲，可能最最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钱，一个是面子。”但现在她在考虑职业转型，希望成为专业领域的金字塔顶端人士——进入投资公司。当然，从钱的角度来说，这同样是一份回报更丰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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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到大学校园，也许可以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

这是个对学校出身非常严苛的行业，陈一诺在大学毕业时就领教过了。大型的投资公司和投行仍然看重第一学历，这自然把陈一诺排除在了“圈子”之外。“我也理解投资为什么要这个经历。我把这个东西推荐给投资人，投资人至少得看看你什么背景，不能瞎投啊。大连工业大学？你学过吗？”

陈一诺的父亲，那位本来希望女儿找份就近的安稳工作的生意人第一次和她达成了一致。她转述父亲的话说：“要想做一个系统性的学习，可能读书是最快的方式，一年半或者两年的MBA就能拓展，那你为什么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拓展你的眼界？”父亲同时认为，这份经历会对她和男友长期稳定的关系有帮助。“有一天想去跟他对话的时候，你的思维境界的眼界不能低。”陈一诺的男友是一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咨询行业从业者。

上述的ZARA采购部门经理正在准备中欧商学院MBA课程的考试，但她认为“对我的工作并没有任何影响”。商学院近年来也快速扩大了招生，猎头危一橙认为，对于在职场多年的大公司中高层来说，这份新学历更大的意义在于社交。

陈一诺意识到，如果想要再次摆脱学校出身，她需要再次“破釜沉舟”。她的新简历仍有多处需要填满，包括基金从业资格证书，一个漂亮的托福成绩，和通过率极低的CFA证书。

和过去不同的是，27岁的她学会了做两手准备。小型投资公司稍显友好，陈一诺认为她也许可以“拿一些证书，拿一些你自己个人对这些东西的见解，做一些模拟的报告……会对你投小的投资公司有些帮助”。（应采访对象要求，陈一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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