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科学协会主席巴瑞特曾用“军备竞赛”来形容当今学者们在论文发表上的激烈竞争。虽然破除“唯论文”的呼声已响起多年，但时至今日，论文依旧是研究生毕业、职称晋升、学科评估等环节中评价一名学者学术水平最直观的、“硬气”的证明。

当蓬勃的发表需求撞上有限的版面，当多层次的作者遇上求精、求质的编辑部，谁能杀出重围，有所斩获？而在新闻传播学科，这杆论文供求的天平又在如何偏转？

一、“产能”过剩，供过于求？

不同新闻传播院校和相关机构对核心期刊的评价标准不尽相同，这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目录”相对认可度较高。因此，本文中提及的核心期刊专指这两套目录中收录的新闻传播类期刊和编辑出版类期刊。

2017年至2020年，上述核心期刊每年收录的论文总数为7000~9000篇，每期收录的篇数从6篇至94篇不等。

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收录论文总数逐年递减；《新闻与传播研究》收录量最小，发稿难度大

近年来，这个总数在呈现着不断紧缩的态势，从2017年的8944篇，到2018年的8234篇，降幅为7.9%，2018年至2019年的降幅则为6.5%。两年间，核心期刊的收录论文总数相对减少了14%。

如果把期刊发表的供稿量和发表量放在一个天平的两端，那天平毫无疑问是倾斜的。

“当前国内期刊发表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需不平衡，也就是版面有限，但是发表需求却非常巨大。我国硕士、博士、教师队伍不断扩大，但是期刊种类和期刊版面却很稳定。”国内某新传学院李教授在接受RUC新闻坊采访时说。

供过于求意味着在如此强大的竞争压力下，只有相比而言“更优质的论文”才能被收入核心期刊，进而印证了核心期刊的文章质量和刊物价值。随之而来的是高校越来越看重具有“高含金量”的核心期刊上的论文发表量，学者对于核心期刊的投稿越来越趋之若鹜。一个吊诡的恶性循环逐渐形成。

对高校教师而言，发文量将与评职称直接挂钩。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钟新表示：“现在高校招老师要求比以前高很多，比如说一个人如果想要到新闻学院当老师，至少要发表数篇A刊论文。”西南地区某高校一名青椒讲师则提到了当下高校中盛行的“非升即走”的要求，这更驱动着老师们的撰文、发文。

搜集整理高校官网及其他公开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办法也可得出，在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科中，论文发表数量随着所评职称的递进而水涨船高，相对于讲师职称评定需要平均0-1篇的核心期刊要求，评副教授则是2-5篇，而评教授时，这个数据上升为3-8篇核心期刊论文（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一个教师获得教职以来所有发表的数据，而是在他/她获得现有职称之后重新归零计算的发表量）。其实，这只是各校文件规定中的保底数据，在现实的职称评审中，为了尽可能获得更多的相对竞争优势，教师们往往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去力争更高的发表数据。

综合来看，学科评级为"A+"的院校对教师的核心期刊发表量的要求较严，但对总发文量要求并不突出（如下图所示）。评级靠后的C类院校和A类院校的要求较为相似，反而是处于中间地带的B类院校在这方面表现突出，如学科评级为“B-”的院校不仅对教师评职称的核心期刊发表量超过了"A"类院校，甚至要求的期刊总发文量超过了“A+”类院校。考虑到科研发表是学科评级中的重要指标，B类院校对教师发表的高要求与这些院校更急迫地希望升级不无联系。

一般情况下讲师职称评定需要发表0-1篇核心期刊，教授需要发表3-8篇核心期刊

而对在校时间有限的学生、尤其是部分有硬性发表要求的博士生而言，发表论文更是从一入学就面临的毕业压力。

为了从更整体的层面了解新传博士生发表论文需求，我们以各院校申请博士学位论文发表要求中以核心期刊为标准的量化数据估算了2020年招收的这批博士生的最低论文发表需求。除去从2019年起不做硬性论文发表要求的清华大学，以及数据缺失的包括山东大学在内的七所大学，其余21所设立博士点院校2020年拟录取的新传博士生共计465人，这些博士生毕业前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最低需求总数为888篇。

如果将这些论文发在同一本期刊上，以《国际新闻界》为例（该刊每年出版12期，每期刊载论文8-12篇不等，2019年12期共计刊载了117篇论文，平均每月刊载论文9.75篇），888篇论文足以供其出版91期有余，需要7年零8个月的时间才能刊载完。

2020年全国拟录取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完成毕业总共需要发表至少888篇核心期刊论文

结合博士3-4年的学制，也许这个数字似乎并不恐怖，但另一个因素也应当被考虑：博士并非只需要和自己的同侪竞争，在这条赛道上，还有他们的老师和来自学界、业界的大牛们。留给他们的发表空间相当有限。

二、马太效应，强者恒强？

2017年至2020年，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中发文量最高的101位作者中，有66名在发文时为教授，11名为副教授，而博士/博士后仅有6人，无硕士生。

发文量最高作者TOP101榜单中大部分为教授、副教授，博士/博士后仅6人

对于核心期刊而言，其自身凝聚着该学术领域最具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因此在学术界作为“权威”存在。作者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与学术能力的高低、论文质量的优劣挂钩。钟新教授透露，期刊编辑为了保证出刊质量，提高作者团队整体的职称水平，就某一专题组织若干篇论文时，会主动选择向教授、副教授们抛出橄榄枝，进行约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学生获取约稿的机会就要小一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宁在2020年的两会讨论中指出，不少期刊存在“一看是博士生论文就直接拒绝了，或者让学生加上导师名字再投”的现象。根据她的统计，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发表博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占总发稿量的比例大多在4%以下，硕士生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已基本绝迹。因此她呼吁改进期刊管理机制，对青年学者独立发表论文给予更多鼓励和支持。

独立发表不易，不少硕士、博士研究生选择与导师合作研究。这也是导师们指导学生、帮助其提升学术能力一种方式，同时也能在投稿环节有所助益，通过合著起到“敲门砖”的作用。

李教授与学生进行合作研究的一般模式为，导师提出选题和方法，指出文献查阅方向，研究生采集数据并做初步分析，导师再进一步提出修改方向并且撰写论文中最难的观点和结论部分，最终根据工作量确定署名顺序，进行投稿发表。

根据RUC新闻坊的统计，在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期刊中，独立发表的作品虽然依旧占据主流，但合著发表的比例也很高，甚至在某些期刊，合著发表的比重超过了独立发表。

此外，在2017-2019年核心期刊收录的论文中，基金项目类论文占比近1/3，相比新闻传播学类核心期刊，编辑出版类核心期刊中基金项目类论文的总体比重更高。

2017至今所有核心期刊，共计收录29431篇文章，其中独立发表论文数量较多，基金项目类论文占比近1/3

除了上述因素，学术圈的人脉是否会影响论文的发表？能在编辑部“认识个人”，能否成为屡投屡中的钥匙？

以《国际新闻界》为例（见下图），论文进入投稿系统后，先经编辑部初审，通过的论文会进入匿名评审。

李教授表示，只要进入初审后的专家审稿，硕士和博士受到的待遇是比较公平的。部分期刊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则，例如有的期刊不发表硕士生作为第一作者署名的论文，但在新闻传播领域，这样的规定较为少见，也比较宽松，硕士、博士论文发表的关键依然是学术水平而不是身份标签。

他认为，稿件质量决定着期刊的生存，没有任何一家期刊能够冒着风险降低学术要求。钟新教授也表示学术人脉充其量只能帮助作者了解一下投递流程，以及在海投的时候“帮忙盯一下”，不至于让自己的论文淹没，但也仅限于此。“最后能不能发表，还要看你论文的质量如何。质量是摆在第一位的。”

一篇论文从投稿到审核，一般需要经历编辑初审，同行评议（专家评审），编委会再审三个步骤

《国际新闻界》采取的是双盲同行评审机制，即，提交评议的作品隐去作者姓名与相关信息，反馈的评议结果隐去评议专家的信息，以保公平公正。而“双盲”并非核心期刊同行评审的统一标准，部分核心期刊采用单盲同行评审机制，有的期刊没有明确表示自己采用怎样的评审方式。

虽然不少核心期刊公布了自己的审稿规范，但是在制度和执行之间，依旧存在着差距。对于作者们而言，论文投递后，面对的或许仍是一个“黑箱”。一些运转规范的期刊会注明自己处理稿件的时间，即使无法录用，也会给予读者以评审意见。而部分期刊则往往需要投稿者付出更多时间等待可能的无所回应。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不同于老师们对论文评议机制的信赖，在另一个温层，相对距离这些期刊编辑部更遥远的学生们则显然较缺乏信心，其中不少人依旧笃信着人脉的作用。RUC新闻坊采访的两位在读博士生与两位在读硕士生均认为，“学术人脉”对发稿成功与否有较为直接的影响。

除了作者个人的职称，核心期刊发表的论文作者单位也是“头部院校”的集聚。

2017年-2020年新闻传播类核心期刊发文量排名前100的机构，高校作为学术研究的重镇，占据72个席位遥遥领先，研究院以17席紧随其后（如下图）。

核心期刊发文量最高的机构多为高校，人大、清华、负担为核心期刊发文数量的TOP3

而进一步聚焦核心期刊发文量前十的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三所知名学府排行前三，所有上榜的学院评估等级均在B级及以上，而非头部院校的师生在核心期刊发文数量总体上相对较少。

结语

论文供需不平衡的现状，对青年学者的影响尤为显著，因为从升学到求职，再到晋升，每一步似乎都离不开论文发表的量化指标要求。

做学生时，导师的帮助或可分摊不少焦虑。但离开象牙塔走上教职岗位之后，“青椒”们则需要独自面对这个更青睐名家的论文发表体系。

想要真正化解供需不平衡的矛盾，还是要在学术道路的各个环节上打破“唯论文”的评价体系，提供更加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考核标准。

破除“唯论文”的改革，其实正是对如何评估学者学术能力展开制度层面的探索。

2019年，清华大学修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提出“鼓励依据学位论文以及多元化的学术创新成果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唯一依据”，从学校层面解除了论文发表量的硬性指标。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考核标准中，也认可相关专著译著、一流国际会议论文来折抵核心期刊发表。

科研项目评估、学者晋升体系中存在的“唯论文”导向近来也有所改变。2019年7月，南京林业大学蒋华松老师凭借突出的教学成绩被评为该校首位“教学专长型”教授，“没有一篇论文也能评教授”引发热烈讨论。

2018年初，北京市出台《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及社会科学人才的代表作除论文外还可以包括理论文章、决策咨询、研究报告等，论文不再是申报职称的限制要求。

而“求”这一端，也有人将改革的目光投往期刊评价体系。2020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就带来了有关人文社科期刊评价体系改革的提案，“建议规定35岁以下的青年作者独立署名的论文，刊发数量不应低于刊物全年发稿总量的10%”，用政策的倾斜鼓励青年学者进行学术探索。

论文是总结、呈现学术研究成果的典型形式，而期刊在其中扮演的则是去粕留精的“淘金者”角色，为优质前沿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提供高效的交流平台。论文供需不平衡是考核制度走向僵硬刻板带来的不良影响，及时的救偏补弊才能促进国内学术生态良性发展，让学者有更自主的研究空间，让多元化的成果获得共同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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